一个人就是一部传奇，一个人就是一座丰碑，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，这是民国诸多教育家共有的特点。他们有如擎天巨柱，撑出民国教育的灿烂星空。没有这样的真教育家，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。于此不难理解，为什么温家宝会反复呼吁，必须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束缚，倡导教育家办学。

教育家是什么模样？想想民国教育家，想想陶行知，想想蔡元培，想想张伯苓，想想梅贻琦，想想刘文典，就不难发现，教育家脸上都有光。那是自信之光，那是荣耀之光，那是尊严之光。而那种光，无一例外地，都来自他们对教育的深刻信仰。

这正是他们之为教育家，之为真教育家的最重要的品质，或者说条件。对教育的深刻信仰，必然激发对教育的无限忠诚和热爱。这就注定他们投身教育不会是为了钻营，不会是为了往上爬，不会是为了个人功利。

毋宁说，他们其实是圣徒。他们脸上的光，其实都是圣徒之光。教育不是他们的俸禄，教育不是他们的道具，他们不会拿教育做他们的敲门砖。他们做教育，既是入世，即为了救国救民，更是出世，即为了超越，为了自己的灵魂，为了诗意的栖居。

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因投身教育而宁静，而满足，万丈红尘的诱惑，都无法将他们撼动。

这就是说，教育其实是他们的宗教，教育其实是他们的生命，甚至，高于他们个人的生命。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，为保护卷入学潮的安大学生，不惜与蒋介石当面顶撞，气得蒋介石动粗，打他两个嘴巴。他毫不示弱，竟当众飞起一脚猛踹蒋介石，而被关押七天。

他们爱教育不是抽象的，他们爱教育，具体就表现为爱学校，爱教授，爱师生，往往像刘文典那样，爱到了不要命的地步。这方面最惊心动魄的，最感人的，是抗战时期的大学校长。中国大学西迁的千里流亡途中，他们像老鹰护雏一样，含辛茹苦地护佑着自己的学校，自己的学生。

正是因为他们这种对教育的大爱，使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，最艰难困苦的中国大学，其成就却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。

在这样的圣徒的主持之下，教育何愁不能成为殿堂。而殿堂最大的特色，则在于她的神圣性。英国诗人约翰。梅斯菲尔德有言：“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。当防线崩瘫，价值崩溃，水坝倒塌，洪水为害，前途变得灰暗，古迹沦为泥淖时，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，它就屹立闪光。

”百年中国之所以不倒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即在于我们有一代一代真教育家打造出来的真教育，真大学，真殿堂。她们是我们民族最后的精神堡垒，使我们民族纵然怎样历经磨难，仍有力量矗立于天地之间；纵然怎样艰难困苦，最终仍不难玉汝于成。

一代一代真教育家用自己伟大的人格，不仅为自己挣得了尊严，为教育挣得了尊严，而且，为我们整个民族挣得了尊严。

这无疑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。这财富应可化为今天的精神源泉。我们这个有着尊重教育悠久传统的文明古国，本不缺教育家。即在改革前后，也仍然有匡亚明、刘道玉及至当下朱清时等教育家的屡仆屡起，接续着民国教育家的薪火。但遗憾的是，他们一直惨淡经营，难于突围。

中国教育已到亟待拨乱反正的地步，教育家办学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。但正是在这点上，恰恰太多误区，太大阻力。

种种误区和阻力，既出于认识上的糊涂，但更多的，还是既得利益使然。这就需要政治的强势推动。教育改革本质上是为教育的尊严而战，而且是背水一战。

能否像当年小平挂帅教育改革那样，以最高力量推动，以铁腕斩断既得利益的包围和纠缠，让朱清时那样的教育家可以脱颖而出，可以像他们的前辈那样，成就自己的新传奇、新丰碑、新时代，这是能否挽回教育尊严之关键所系，更是能否为我们民族开创未来之关键所系。

新年以来，温家宝主持召开的教育改革座谈会即达五次之多，强调教育家办学为其重要议题，从这里，或不难读到教育改革的希望。我们且拭目以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