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能不能改变命运？看完这2000年的选官史，你会明白很多

【来源：易教网 更新时间：2026-02-17】

在当下的教育环境里，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在面对巨大的升学压力。面对堆积如山的试卷和复习资料，大家偶尔会产生这样的疑问：读书真的有用吗？考试真的是唯一的出路吗？

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，会发现关于“选拔”和“上升通道”的探讨，已经持续了数千年。今天，我们不妨翻开高中历史课本，梳理一下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脉络。这段历史不仅仅是枯燥的知识点，它更是一部普通中国人争取阶层跃迁的奋斗史。

命天注定：世袭制的残酷

把时钟拨回到先秦时期，那时候的“当官”是一件极其讲究出身的事情。

从夏朝一直到春秋时期，社会上实行的选官标准主要是“世卿世禄制”。这个词听起来很文雅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你爸爸是诸侯，你就是诸侯；你爸爸是大夫，你就是大夫。官位和爵位像财产一样，完全由血缘关系决定，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。

在那个时代，一个普通平民想要进入统治阶层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无论你多么聪明，无论你多么勤奋，因为你的姓氏不对，你的家族地位不对，你就注定只能在底层劳作。社会阶层被一道看不见的高墙死死隔绝，上层建筑对下层完全封闭。这是一种极低效率的选官方式，它保证了贵族的利益，却也埋下了国家衰败的种子。

军功爵制：平民的第一条血路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到了战国时期，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

各国为了在兼并战争中生存下去，急需选拔有才干的人才。于是，商鞅在秦国变法，推出了著名的“军功爵制”。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制度。它规定，只要你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，无论你出身多么卑微，你都可以获得爵位和土地。

这一制度极大地激发了秦人的战斗热情。士兵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，为了斩下敌人的首级而拼命，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荣誉，更是为了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。军功爵制打破了血缘对官位的垄断，为底层平民打开了一道狭窄却充满希望的缝隙。

这种唯才是举、看重实绩的做法，让秦国迅速强大起来，最终横扫六国，统一天下。它告诉我们，当一个国家能够为普通人提供上升通道时，所爆发出的力量是惊人的。

察举与九品：被玩坏的“唯才是举”

秦朝灭亡后，汉朝建立。起初，面对人才短缺的问题，汉武帝建立了“察举制”。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荐制度，主要考察人才的“孝”和“廉”。也就是看一个人是不是孝顺长辈，是不是廉洁奉公。

在东汉初期，这套制度确实选拔出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官员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察举制的弊端逐渐暴露。评价一个人“孝”还是“廉”，标准掌握在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手中。于是，出现了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举孝廉，父别居”的怪现象。推荐出来的往往不是真正的人才，而是那些与世家大族关系紧密的人。

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为了缓解这个问题，曹魏时期推出了“九品中正制”。政府设置专门的“中正”官，负责对人才进行评级，一共分九等，作为授官的依据。

这项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好的，希望能综合考察家世和才能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评选权依然掌握在世家大族出身的“中正”手中。结果就是，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。出身决定了你的品级，品级决定了你的官位。社会阶层再次固化，寒门子弟再次被拒之门外。

那一时期，像王导、谢安这样的顶级名门望族，长期把持朝政，国家也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和分裂。

科举制诞生：打破阶层的高光时刻

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。随着士族门阀势力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崛起，一种全新的选官制度——科举制，在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
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，隋炀帝正式设立“进士科”，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诞生。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。从此以后，无论你是高官子弟还是贫苦农民，理论上大家都要坐在考场里，凭文章说话，凭成绩定胜负。

到了唐朝，科举制得到了极大的完善。唐太宗增加了考试科目，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；武则天亲自主持殿试，并开创了武举；唐玄宗时期，甚至任用高官主持考试，以提高科举的地位。

科举制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它将选官权从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手中收归中央，加强了皇权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极大地扩大了官吏的来源，让许多出身寒门的有识之士得以进入政坛。唐朝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，如房玄龄、杜如晦、狄仁杰，很多人都是通过科举这条路走上历史前台的。

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这句诗生动地描绘了科举制给当时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希望。读书，真正成为了改变命运的金钥匙。

宋朝的完善：极致的公平与务实

宋朝在继承唐朝制度的基础上，将科举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宋朝的科举制度更加严密。考试分为乡试、省试、殿试三级，形成了完整的体系。为了防止舞弊，宋朝创立了“糊名法”，也就是把考生试卷上的名字封起来，阅卷官根本不知道这是谁写的。这一举措极大地维护了考试的公平性，让无数寒门学子看到了凭实力竞争的曙光。

与此同时，宋朝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，让更多的读书人有机会做官。宋代的宰相中，布衣出身的人占了很大比例，这在前代是难以想象的。

在王安石变法期间，科举内容也经历了重大改革。王安石认为，考诗赋写文章虽然华丽，但对治理国家没有实际用处。于是，他废除了诗赋取士，转而考经义和时务策，还设立了明法科，考律令断案。考试成绩优秀的人可以直接授官。这一改革使得科举选拔的人才更加务实，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
这一时期的科举，不仅是一套选官制度，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通过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，源源不断地为帝国输送着新鲜血液。

明清的异化：八股取士的枷锁

然而，任何制度在运行久了之后，都容易走向僵化。明清时期的科举，逐渐走上了一条弯路。

明朝出于加强思想控制的需要，实行了“八股取士”。考试的内容严格限制在《四书五经》的范围内，考生的答卷必须按照固定的格式——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——来写，甚至连字数都有严格规定。

这种做法虽然在形式上极其规范，便于阅卷标准统一，但却在根本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。考生的思想被牢牢禁锢在孔孟之道和朱熹的注疏之中，不允许有个人的独立思考，更不允许对现实问题提出异议。

八股取士确实为封建君主培养了一大批忠顺的奴才，他们熟悉儒家经典，听话顺从，却对天文地理、军事水利、工商业等实用知识一窍不通。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，导致中国在近代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。

许多有识之士对此痛心疾首。顾炎武曾感叹：八股之害，甚于焚书。当读书变成了敲门砖，当文章变成了文字游戏，教育便失去了它最核心的灵魂——培养人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穿越千年的考试回响

回顾从先秦到明清的选官制度变迁，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曲线。从看重血缘的世袭制，到看重军功的爵禄制；从被操纵的察举制，到门阀垄断的九品中正制；再到打破阶层固化的科举制，最后异化为僵化的八股取士。

这套制度的每一次变革，都牵动着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。对于古人来说，科举几乎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。为了那个“金榜题名”的梦想，无数人寒窗苦读，皓首穷经。

今天，我们身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高考、考研、考公，虽然也竞争激烈，但相比于古代，我们拥有了更多元的选择，更广阔的舞台，也更注重对综合素质的考察。

历史课本上那些冰冷的文字——察举、九品中正、科举、八股——背后，其实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“公平”二字的执着追求。我们痛恨拼爹的世袭，厌恶暗箱操作的推荐，渴望公平竞争的考试，但也警惕僵化教条的束缚。

作为新时代的学习者，我们梳理这段历史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。我们应当从中汲取智慧：既要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公平竞争机会，也要时刻提醒自己，读书不仅仅是为了那一纸文凭，更是为了完善自我，为了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为了在未来能够从容地应对真实世界的挑战。

愿每一位在书山题海中跋涉的学子，都能从历史中找到前行的力量，不负韶华，不负时代。